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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加共和国：熟悉又陌生的国度；王格武和苏武牧羊的故事；与小总统谈话近一小时；见到历史风云人物；一连发了１０条关于大选的稿件 
　　　
      多米尼加共和国位于加勒比海，与海地同处伊斯帕尼奥拉岛，面积４点８万平方公里，人口７５０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家。熟悉是因为，１９６５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这个岛国登陆，引发了一场抵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武装起义，震动全世界。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五一二声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的斗争。随后，中国各大城市连续几天举行声援示威游行。陌生是因为，以后的三十年间两国关系没有什麽发展，反倒发生一些疙疙瘩瘩的事。有一年，两名新华社记者前去采访，到了机场，当局以签证不符合手续为借口，将他们关了起来，然后解递出境。两国政府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达成在对方首都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我国的代表王格武于次年４月到任。但是由于多米尼加政府不提供方便，使代表处不仅不能行使正常职能，而且人员连合法身份都没有，处境非常困难。
      ９６年我在墨西哥新华社拉美总分社工作，对代表处的情况有所耳闻，同王格武也是熟人，６月准备去采访大选之前给他写了一封信，以苏武牧羊的故事给他打气：当年苏武持节出使匈奴，北海牧羊１９载，终保其节，至匈奴与汉和好，被遣回朝。苏武成为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出使异域而不辱君命的象征。我想总有一天中国和多米尼加会恢复邦交。你的工作和所付出的牺牲会记在两国关系史上。人有这麽点经历好。我当年在巴拿马从７３年初开始，一下子就是５年，只有两个人，真是形影相吊。那时正年轻，饱尝了孤独和寂寞的味道。
      到了多米尼加以后，我采访了两位总统候选人－－多米尼加革命党的何塞　戈麦斯和多米尼加解放党的莱昂内尔　费尔南德斯，王格武都在场。我特意提出了商务代表处的问题，他们都表示如果当选，将予以解决。费尔南德斯没有食言，他就任后代表处的境遇果然有所改善。
      六十年代的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多米尼加政坛渐渐平静，一些风云人物也缓缓淡出前台，唯一的例外是９０高龄的巴拉格尔。３０年间，他７次出任总统，执政达２２年之久。对老人家的是非功过，人们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我所接触的多数人认为，他在２０世纪下半叶的国家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可圈可点。但是，在后期，总统年事已高且又双目失明，往往被身边的“宫廷谋士”们所左右。社会上出现了把“恐龙”送进博物馆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政治家脱颖而出，时年４３岁的费尔南德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投票的前一天，费尔南德斯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他１９５３年出生，被认为是多米尼加政坛的一颗上升的新星，是多米尼加解放党推出的候选人，并得到巴拉格尔总统的支持。这个党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坚持反帝、爱国的旗帜。党的领导人胡安　博什已经八十多岁，他曾经访问过中国并受到周总理接见。费尔南德斯个子不高，面目清瘦，皮肤黝黑，典型的印第安和欧洲人的混血后裔。落座后，本以为不过是简单谈几句而已，不想他是作了认真谈话的准备。他说，明天就要投票了，你是我单独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记者。他介绍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开创新的道路”。他说，当选后，他要向贫穷开战，向腐败开战，要使多米尼加共和国跟上时代的潮流。接着，话题转到同中国的关系上。他非常坦率地说，台湾在多米尼加投资不少，多米尼加同台湾的关系是友好的和有益的。但是，他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他表示希望有机会到中国看一看。谈话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费尔南德斯表示，当选后，他本人将亲自过问中国代表处的问题。我当时得出的印象是，费尔南德斯执政后，短期内对华政策不会有大变化，仍将维持同台湾的密切关系。
      采访结束后，我回到旅馆发出了“费尔南德斯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的独家新闻，并配发了“总统候选人费尔南德斯”的资料，包括他的简历和竞选纲领介绍。６月３０日投票当天，早上，我雇了一辆出租车在城里转了一大圈，接连去了几个投票站，并同一些选民交谈。然后，发出了“投票在平静气氛中开始”的第一条稿件。晚上，我到了旅馆对面的新闻中心，坐在投影大屏幕前追踪计票进程。十点，选举委员会发表第一份公报。我编发了“第一份计票公报表明费尔南德斯领先”。随后，每小时发一份公报，我即跑回旅馆去发一条消息，发完消息，回到新闻中心过一会儿下一条公报又出来了。这样一夜间来回跑了七八趟，稿子一条一条地上了天：“第二份公报显示候选人之间得票差距缩小”，“统计票数过半，费尔南德斯巩固了他的优势”，“票已统计百分之六十，费尔南德斯胜势明显”，“费尔南德斯胜券在握”。到凌晨三点，局势已经明朗，我发出了“获票百分之五十一，费尔南德斯胜局已定”的稿件。一小时后，又发了一条“尘埃落定，费尔南德斯当选”的消息。这些都是为新华社西班牙文专线广播用的西文稿件。随后，趁着余勇，又编发了供中文广播的稿件和新闻综述“对变革的期待－－多米尼加共和国大选”。这一夜，我的感觉就象运动员上场了一样，一直处在“兴奋状态”，发完稿已是７月１日黎明。东方暨白，折腾了一天一夜的多米尼加人都去睡觉了，连闻风而吠的狗也不叫了，可我仍不能平静。
      在多米尼加期间，我见到了一位六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埃克托　阿里斯蒂。他青年时代曾经到古巴参加革命，在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起义军里战斗，１９６５年多米尼加全民起义时出任过政府总理。他年事已高，但谈起往事仍然充满激情。他说，从１９５９年到８０年代末共访问中国七八次。这位老革命者特别提到，周恩来总理去世前在医院里接见他的情景。他说，周恩来是属于人类的伟人，他虽然已经去世２０多年，但仍然活在人们心中。
      大选结束后，我就匆匆返回墨西哥。当飞机离开这个绿荫覆盖的岛国时，我直觉地感到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于是心中默默地想，“永别了多米尼加”。飞机在茫茫的加勒比海上飞行，几天里所经历的事不时浮现在我的脑子里。采访中几个人的评论对我印象十分深刻。一位经济学家认为，“随着巴拉格尔退出政治舞台，一个旧的时代即将宣告结束，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历史将掀开新的一页”；而一位企业职员却表示“对我来说，谁上台都一样，大选只能改换政府，而不能改变国家”。我带着疑问离开这个国家，毕竟呆的时间太短了。不知为什麽，我总觉得那个小总统身上有几个八九十岁老人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