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拉网讯：

乌拉圭：陈资源“告密”，当年开飞机送蒋介石去台湾的夏功权宣布记者招待会中止；吴梅村开空头支票，独立广场上也得种上庄稼；埃菲社朋友安排家宴会见马尔切萨诺；卡门，葡共领导人的女儿唱“喀秋莎”；他们说建交后把我的红背包挂在独立广场；奈西在钓鱼台找吴。　　　 
      我在阿根廷分社工作期间曾经多次到邻国乌拉圭采访，并在那里办理了有关法律手续，建立了新华分社。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同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隔着一条拉普拉塔河。从空中去，飞行只十多分钟，飞机刚刚起飞，未及爬高就开始下降，但在两边机场办理出关、登机、提行李、入关的手续要费上一两个小时。没有急事人们一般不喜欢这麽走。从水路，可以乘轮船夜航，晚上八点从布市南码头起锚次日七点到蒙市，在船上玩够了睡觉，倒也满舒服。第三个选择是乘水翼船，４５分钟就到对岸的科洛尼亚市，然后转换大巴士，３个小时到达蒙市中心。走这条线不但方便，还可领略一路风光。
      乌拉圭是南美最小的国家。人口只有３００万，绝大部分是欧洲人后裔。由于自然条件好，容易生活，人天性比较懒散。蒙得维的亚大街上常常可以看到，当地人一手端着马黛茶壶，上面插着吸管，腋下夹着一个小热水瓶，走一路喝一路，游哉悠哉。当地朋友调侃说，乌拉圭３００万居民中，有１００万在拉普拉塔河边日光浴，１００万人在中央大街逛商店，还有１００万人跑到美国和阿根廷去了。
      １９８５年３月桑吉内蒂总统执政后，报界传出乌拉圭政府可能同中国建交的消息，台湾有一种危机感。台北一家报纸说，台乌关系原本相当密切，但新总统上台后，“新华社人员川流不息，文化团体接踵而至。双方驻联合国人员频频接触”，声称要进行一场“外交阵地保卫战”。当时驻乌拉圭“大使”是夏功权。此人是资深外交官，曾任驻美国“大使”。他年轻时曾在国民党空军服役。据说，４９年蒋介石离开大陆时所乘飞机就是由他驾驶的。８５年８月，我到乌拉圭，正好台湾的经济部次长吴梅村在那里出席双方经济合作会议，会后吴梅村要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台湾加强同乌拉圭的经贸关系具体项目。我决定也去听一听。赶到会场时，记者招待会刚开始，我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不想，被中央社驻阿根廷的记者陈资源发现了。我与陈同驻一国，平日没什麽来往但相互认识。据说，他是台湾情治部门派出来的。陈资源立即跑到主桌夏功权前，耳语了一番，随后，夏功权又对吴梅村咬了一阵耳朵。他们简短交谈以后，夏功权站起来宣布，记者招待会改在下午举行。全场立即哗然，都感到莫名其妙。这时，我想他们刚才一定是在讨论“中共记者”突然出现的对策。其实，他们的文件都是要公开发表的，而我只不过同其他记者一样正常采访，未曾预料竟然给他们带来这麽大麻烦。我想既然这样，再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也不便参加了。于是连忙找到当地《日报》的一位记者，请他帮我收集有关材料。后来，这位记者给我提供了一份公报。在那次双边经济合作会议上，台湾做了许多承诺，包括８５年至９０年购买乌拉圭产品的清单，以及４０个工业投资项目和１００个技术合作项目。这些空头支票很难兑现，乌拉圭人心里也明白得很。总统府副新闻国务秘书奥特罗私下对我说，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意为神话）。他说，乌拉圭的玉米和高粱年产量均为１１万吨，台湾提出在三到五年内分别购买７０万吨和６０万吨，“从此以后，连蒙得维的亚独立广场也要种上玉米和高粱才能满足对台湾的出口。”（　９８年５月９日，１６：１０，　１４３０字）
      我每到一个未建交国家都去拜访西班牙埃菲通讯社的分社。他们和拉美人语言相同，而且在一个地方一呆就是几年、十几年，情况熟，关系多，特别是同很多上层人士有来往。对于新华社记者他们也很乐于慷慨地提供帮助。当时蒙得维的亚分社社长是卡夫雷拉，他曾经在秘鲁和智利工作过，同新华社在那里的记者有过接触。他的夫人卡门是葡萄牙人，父亲是老共产党员。卡夫雷拉夫妇很热情，我们每次到乌拉圭都去看望他们，两对夫妇相聚甚欢，常常促膝长谈直到深夜才尽兴而别。卡门从小随家人在莫斯科长大，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谈起来容易沟通。有时，吃完饭大家还在一起唱 “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歌曲，相处十分融洽。一次，我们在讨论乌拉圭同中国建交的可能性时，我说，我同总统周围的几个人、执政的红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和主要在野党白党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国会议员接触中感到，他们都主张同中国建交，并且肯定说会很快。卡夫雷拉说，红党内的确有一部分人主张尽快同中国建交，他们的意见也很重要，但是，这些人在党内不是主流派。红党内当权的是众议院议长马尔切萨诺等人，他们同台湾关系很深。如果，不得到这些人的首肯，红党很难做出同中国建交的决定。卡门建议由他们夫妇以家宴的方式请马尔切萨诺同我们见面。几天后，我们应邀到了卡夫雷拉家，马尔切萨诺夫妇已经到了。看来，他对这次同新华社记者的私下会见是感兴趣的。马尔切萨诺嘴上留着短须，像个亚美尼亚人，神态自若，谈吐文雅。他坦言曾三次去台湾，并在年初进行的最后一次访问中，促成了台湾在５年内购买３００万吨乌拉圭谷物的协定。谈话中，他很快就亮出了“底牌”：同乌拉圭的关系对台湾比对中国更重要，乌拉圭认识到也正在利用这种形势。因此我们可以告诉台湾，乌拉圭与中国建交的决定取决于台湾“承诺些什麽，履行得如何”。他不无得意地说，出于绝望状态的台湾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同乌拉圭的关系。他认为对于乌拉圭来说，台湾是“今天”的伙伴，而中国是“明天”的目标。他断言再过三四年，乌拉圭的经济困难过去以后，就可以同中国建交了。我一边听他侃侃而谈，一边认真地回味他讲话的含义。有时在瞬间我闭上眼睛，幻觉般地感到眼前这个一派学者风度的政治家变成了狡黠的波斯商人。我内心佩服他的坦诚，也随之升起一股哀怒：一个人口不足３００万的蕞尔小国，竟然敢钻一个１０亿人口泱泱大国的空子。哀国家之不统一，怒台湾之不顾民族大义。后来，我发回几篇报道“乌拉圭政府短期内尚难决定同我建交”、“乌拉圭愿同我建交又怕失去台湾的资助”和“乌拉圭众议院议长马尔切萨诺谈中乌关系”等。马尔切萨诺说“三四年”时是在１９８５年７月，乌拉圭于１９８８年３月同中国建交，仅比他估计略早一点。（５月１１日１４：１０，２５００字。）
      我在阿根廷任内先后去乌拉圭五六次。第一次是１９８４年１１月采访大选，最后一次是８６年１月陪段之奇同志上任主持蒙得维的亚分社工作。其间，８５年７月办好建立蒙得维的亚分社的法律手续，兼任驻乌拉圭记者，还有一次是８６年新年前，有关部门让我去给桑吉内蒂总统转交胡耀邦总书记的贺年卡。来往之间认识了乌拉圭各界许多朋友，包括在朝和在野的红百两党的领导人。其中，同总统府副秘书长奈西、总统府新闻国务秘书奥特罗和博尼诺以及乌拉圭－中国商会创始人科乌托和佩尔卡斯等人成为很要好的朋友，我每次过（拉普拉塔）河都要到他们家里聚会。有时到奈西家喝酒，有时到佩尔卡斯家吃意大利面，有时到科乌托的别墅烤牛肉。记得有一次奈西、佩尔卡斯和我几个人去看足球赛，由佩尼亚罗尔同民族队争全国联赛冠军。比赛十分激烈，双方队员都撒野，不断有人被罚下场，最后本来十一人对十一人的比赛，变成了九对八。场外的火药味也很浓，两个俱乐部的球迷拉开阵势准备打架。我们一出体育场，奈西就吩咐快走，佩尔卡斯开着他的连窜带跳地往外逃，只见砖头已经飞了起来，有一块险些砸在前窗上。车一口气跑到奈西家，进门以后，喝过一轮威士忌大家才长出了一口气。这件事足以表明当时我们的亲密关系。中乌建交后，桑吉内蒂总统来中国访问，奈西他们都来了。那时，我正在总社编辑部工作。后来外交部的一位参加接待的同志告诉我，奈西他们在钓鱼台多次问起“吴在哪里？他为什麽没有来？”也许他们以为我在建交前就同他们密切来往，应该是个人物，也许他们认为到了北京老朋友总应该见上一面。我不知道他们是怎麽想的。我很理解他们，但我有我的无奈。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在１９９０年杨尚昆主席访问乌拉圭时，我在随团采访问结束后在蒙得维的亚又住了几天，大家相聚仍然那麽亲切，随便。没有人提起在北京没见面的事。我离开那天，佩尔卡斯赶到机场送了我一个海狗皮做的钱包。过去，我去乌拉圭总带着一个印有新华社标记的红挎包。记得佩尔卡斯曾经指着我的挎包说，“你每次来乌拉圭都带着这个包，等到建交后，我们要把它挂在独立广场作为记念”。我至今怀念那些在远方的朋友们。